日志分类:成功案例

裁判主旨:

一方婚后用个人财产购买房屋,离婚时该房屋属于“个人财产的替代物”,应认定为个人财产,其自然增值也属于个人财产;一方个人所有的房屋婚后用于出租,其出租收入属于经营性收入,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案情简介:

王某某与李某于2008年8月登记结婚,婚后李某用出售自己婚前房屋的款项购买了安徽省宁国市某小区房屋一套(以下简称案涉房屋),总价款为181800元,房屋产权登记在李某名下,王某某用自己婚前住房公积金账户上的45000元对该房屋进行了装修。

2011年6月,李某将该房以448000元的价格出售他人。婚后双方购买的家电在卖房时一并留给了买房人,估价8000元,包含在448000元房价中。

王某某婚前有一套房屋,婚后一直用于出租,租金收入约72000元。

2011年10月,王某某起诉至法院,要求判令双方离婚,并对夫妻共同财产依法分割,包括分割李某出售婚后所购案涉房屋的增值收益。

李某同意离婚,但认为诉争房屋及其增值收益属于其个人财产,与王某某无关。王某某个人所有房屋的租金收入72000元,应当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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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2002年4月9日,王某与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王某购买由该公司开发建设的商品房,房屋交付期限为2002年7月31日前,房屋总价款875814元。合同第九条对出卖人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约定为:“逾期超过30日,买受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合同继续履行,自本合同第八条规定的最后交付期限的第二天起至实际交付日止,出卖人按日向买受人支付已付房价款万分之五的违约金”。出卖人还承诺与该商品房正常使用直接关联的电梯在2002年9月30日前投入使用,如果在规定日期未达到使用条件,双方同意按逾期交房方式处理。同时合同第十五条约定:出卖人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180日内,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出卖人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如因出卖人的责任,买受人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取得房地产权属证书的,买受人不退房,出卖人按已付房款的0.5%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

合同签订之后,王某按约支付了购房款,并于2002年10月8日接收了所购商品房。因未能按合同约定交房,2002年10月25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该公司向王某支付人民币26274.42元作为一次性补偿。之后2003年2月27日电梯验收合格并投入使用,2006年9月30日该公司为王某办理商品房产权证。由此,王某因该公司提供的配套设施电梯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时间及逾期办理房屋产权证,申请仲裁,要求该公司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29777.88元、电梯逾期投入使用违约金107287.95元、赔偿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取得房地产权属证书的违约损失213390元(王某称该损失系该公司不能使其在约定的时间内取得房屋权属证书,导致其被迫民间借贷而多付的利息),共计350455.83元。

焦点:双方合同中违约金约定过高,是否能调整?如果能,应当如何调整?

律师说法:

本案属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中主张违约金的典型代表,那么究竟什么是“违约金”呢?所谓违约金,是指当事人之间约定的或者法律直接规定的,在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合同时向另一方当事人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或其他给付。

我国《合同法》第11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如一方不按约定履行义务,当事人已约定违约金条款的,则应当按照违约金条款的约定承担相应责任。在本案中,《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真实有效的约定。

但《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对违约金约定过高做了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9条第2款:“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 ‘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由此可知,合同中对于违约金的约定,虽然法律规定是由双方当事人协商,但对于约定的过分高于损失的违约金,违约方可以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适当减少。

本案中,合同约定未如期交付电梯按照逾期交房方式处理,因此王某要求房产公司为此支付违约金107287.95元。但事实上,电梯等公共配套建筑未按时交付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买受人对房屋的正常使用,但该行为与未按时交房的违约行为相比,性质完全不能等同。而且电梯只是合同中五项基础设施、公共配套建筑中的其中一项,由此就需要承担同逾期交房一样的违约责任,是不符合公平原则的。因此就可以依法申请减少违约金。

那么具体能减少多少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规定:“当事人以约定的违约金过高为由请求减少的,应当以违约金超过造成的损失30%为标准适当减少。”

司法实践中,关于违约金的调整则一般是由当事人提出主张,法院或仲裁机构以守约方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

律师对策:

代理律师建议某公司提出以双方约定的违约金过高为由,请求适当减少违约金。

裁决结果:

经过审理裁决:对于逾期交房,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已经约定补偿金26274.42元;对于逾期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出卖人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王某及其法定监护人支出的民间借贷利息不是该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已经预见或者应当预见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害,因此该公司按王某已付房款的0.5%支付违约金4364.07元;对于电梯投入使用,综合全部情况,该公司支付违约金12306.68元。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合同纠纷中有关发票的抗辩、裁判规则

2017 年 04 月 10 日 上午 10:26  |  分类:合同纠纷,成功案例,法律知识

在日常生活、生产、经营过程中,个人或企业与发票的接触越来越多。发票不仅能真实反映双方之间存在业务往来,不同种类的发票还能证明发生何种法律关系,有时能证实付款情况等事实。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对案涉有关发票的裁判规则如何,通过以下几起案例,供参考。

(一)裁判要点:被告以原告未交付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使先诉抗辩权应当提交相应证据,因为根据通常的交易习惯,卖方向买方开具发票是在买方支付货款后,卖方根据货款数额确定发票数额,卖方不具有先开具发票的义务。在被告未提交原、被告双方对如何开具发票进行约定的有关证据时,原告不具有先开具发票的义务。

基本案情:

原告杨某与被告李某、腾某1、滕某2自2015年7月6日起至2015年8月6日期间开展服装销售生意,三被告陆续向原告购买各种规格的服装辅料拉链,货款共计125103元,被告于2015年11月支付原告货款3万元,尚欠货款95103元。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三被告李某、腾某1、滕某2共同支付原告货款95103元及相应利息。三被告抗辩称原告在2015年就已经收到货款3万元,但是原告没有开具发票给买受人,故被告作为买受人享有先履行抗辩权,请求法院判令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法院判决:

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杨某起诉要求被告支付拉链货款,并且提供了相应的送货单为证,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以原告未交付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使先诉抗辩权并要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但未提交证据,并且根据通常的交易习惯,卖方向买方开具发票是在买方支付货款后,卖方根据货款数额确定发票数额,卖方不具有先开具发票的义务。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对如何开具发票未作约定,现被告未全额支付货款,原告不具有先开具发票的义务,故本案被告不享有先履行抗辩权,最后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二)裁判要点:买卖合同中,双方当事人之间具有对价或牵连关系的债务应该是卖方对买方的交付货物义务以及买方向卖方支付相应货款的义务,出具增值税发票的义务在双方签订合同时没有明确约定成为合同内容时,则不属于主给付义务,而应当属于附随义务。如果卖方不履行该项义务时应由买受方独立诉请履行,而不应在卖方主张权利时以对方未开具发票为由主张同时履行抗辩权拒付款项。

基本案情:

原告松林商行起诉称被告温交建设公司因杭新景高速公路第17标段工程需要,由其下属的杭新景高速公路第17标段项目部(以下简称杭新景项目部)自2012年年底开始到原告处购买水泥等建筑材料。2016年2月5日,经被告所属的该项目部确认,被告尚欠原告货款487945元,现原告诉诸法院,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487945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被告温交建设公司答辩称,本案是由于原告不提供已付款发票,被告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故被告不存在违约责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请。

法院判决:

法院经审查认为,对于原告未开具发票被告是否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问题,本院认为,买卖合同中,双方当事人之间具有对价或牵连关系的债务应该是卖方对买方的交付货物义务以及买方向卖方支付相应货款的义务,出具增值税发票的义务在双方签订合同时没有明确约定成为合同内容时,则不属于主给付义务,而应当属于附随义务。如果卖方不履行该项义务时应由买受方独立诉请履行,而不应在卖方主张权利时以对方未开具发票为由主张同时履行抗辩权拒付款款。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对票据的开具并未作出明确具体约定,故被告以原告未开具发票为由拒付货款,其抗辩理由不成立。被告可以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向原告提起反诉或另案提起诉讼,独立请求原告履行开具有关发票的义务,后法院支持了原告请求。

(三)裁判要点:关于未开具发票造成的损失问题,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之规定,销售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缴纳增值税。应纳税额为当期销项税额抵扣当期进项税额后的余额。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本案中,被告(反诉原告)通力起重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其应缴纳增值税,并可以按规定进行抵扣应纳税额。原告(反诉被告)未证明买卖双方约定不开具发票,即应按法律规定向通力起重开具发票。其应开具而未开具,造成通力起重无法按规定抵扣税款,该损失客观存在,应予赔偿。通力起重主张按3%的税率计算,不超过规定之税率,本院予以支持。

基本案情:

原告孙某诉被告通力起重称,原告为被告通力起重供货,截止2015年1月17日,拖欠原告货款14万元,被告通力起重向原告出具欠条,载明春节前付款7万元整,余款五一前付清,但被告通力起重未能按约履行,故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拖欠原告的货款14万元及相应利息。被告(反诉原告)通力起重反诉称,2013年被反诉人孙某销售给反诉人通力起重配件,当时约定开具增值税发票,但至今未开。即使按照普通发票税率3%计算,被反诉人亦给反诉人造成损失9263元,请求判令被反诉人孙某赔偿反诉人因未开具发票造成的损失9263元。

法院判决:

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关于未开具发票造成的损失问题,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之规定,销售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缴纳增值税。应纳税额为当期销项税额抵扣当期进项税额后的余额。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本案中,被告(反诉原告)通力起重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其应缴纳增值税,并可以按规定进行抵扣应纳税额。原告(反诉被告)未证明买卖双方约定不开具发票,即应按法律规定向通力起重开具发票。其应开具而未开具,造成通力起重无法按规定抵扣税款,该损失客观存在,应予赔偿。通力起重主张按3%的税率计算,不超过规定之税率,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应开具发票的数额,经审理查明为297667元。同时,发票应在货款支付的同时开具,本案诉前已经支付的货款部分,原告(反诉被告)未开具;本案中应支付的部分,原告(反诉被告)表示不能开具,故该未开具发票造成的损失8930元(297667元×3%)原告(反诉被告)应在被告(反诉原告)向其支付货款时一并予以赔偿。之后,法院判令原告(反诉被告)孙某赔偿被告(反诉原告)青岛通力起重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未开发票造成的扣税损失8930元。

(四)裁判要点:合同依法成立后对双方当事人都具有法律约束力,非依法定事由或者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任何一方都不得擅自变更。原告未依约按含保修金的结算总造价向被告补足发票,故被告以原告未提供足额发票主张被告未达到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本院予以认可。现结合原、被告当庭提供的证据及当庭陈述,可确认原告并未给付被告已付工程进度款的发票,且未给付原告诉请要求的进度款的发票。据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原告到期工程款234766.35元,并不具备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

基本案情:

被告与原告于2012年6月签订广西国际金融中心玻璃高隔墙订购安装合同,被告将广西国际金融中心主楼4、5层公共走道成品隔墙订购、安装工程交由原告承包,该施工工程于2013年12月19日验收完毕,实际施工金额为670761元。被告已支付该工程款的80%,尚欠原告工程进度款,现原告诉请被告支付到期工程款人民币234766.35元及违约金。被告辩称,涉案工程进度款的支付条件为原告先开具发票,然后被告再支付工程款,但是原告未向被告先开具发票,故支付工程进度款的条件不成就,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法院判决:

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本案合同第四条的约定,被告支付至工程结算总造价的95%的金额前,原告应按含保修金的结算总造价向被告补足发票,依照法律规定,合同依法成立对双方当事人都具有法律约束力,非依法定事由或者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任何一方都不得擅自变更,故被告以原告未提供足额发票主张被告未达到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本院予以认可。现结合原、被告当庭提供的证据及当庭陈述,可确认原告并未给付被告已付工程进度款的发票,且未给付原告诉请要求的进度款的发票。据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到期工程款234766.35元,并不具备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故对原告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五)裁判要点:原告在收到工程价款后向被告开具发票是原告应尽的附随义务和法定义务,但该义务不是合同的主要义务,且与被告支付工程款并不形成对价关系,因此被告不得以原告未履行开具发票的合同义务为抗辩,拒绝履行其支付工程价款的合同主义务。因此对被告以原告未开具发票为由其有权不支付工程价款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但向被告开具发票是原告的法定义务,亦是原告应尽的合同附随义务,被告要求原告开具发票,本院予以支持。

基本案情:

原告自2008年3月份开始承接被告的工程项目,现工程早已经竣工验收,但被告一直拖欠原告的工程款,经多次催要,被告尚欠原告660,0000元未付。故原告诉请要求被告支付工程款660,0000元并支付滞纳金。被告辩称原告尚有80余万元未开具发票,已经导致我单位财务上不能正常入账,向我单位开具发票既是原告的法定义务,也是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原告应尽的附随义务,在原告没有开具相应的发票前,我单位有权不再继续支付剩余工程款,并反诉原告请求其足额开具发票。

法院判决:

法院经审查认为,原、被告之间系建设工程合同关系,原告的合同主义务为建设涉案工程,与此对价的被告的主合同义务为向原告支付工程价款,即在原告已经履行工程建设义务的情况下,被告应及时支付工程价款。原告在收到工程价款后向被告开具发票则是原告应尽的附随义务,该义务并不是与被告支付工程款相对价的合同主义务,因此被告不得以原告未履行开具发票的义务为抗辩,拒绝履行其支付工程价款的合同主义务。因此对被告以原告未开具发票为由其有权不支付工程价款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但向被告开具发票是原告的法定义务,亦是原告应尽的合同附随义务,被告要求原告开具发票,本院予以支持。

笔者结合以上真实案例,注意到以下几点:

一、原告诉请被告开具发票可以作为独立的诉讼请求,且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民事案件予以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税务机关负责发票开具的监督和管理,但是,其并无直接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的职能,付款方诉请对方开具发票可以作为民事案件审理,可以参考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二终字第163号民事判决书所持观点。

二、合同纠纷中未明确约定对方先开具发票,付款方再支付合同款项的,付款方抗辩称“未开票不予付款”的主张不会获得人民法院支持。

如果双方约定对方先开具发票,付款方再支付款项时,付款方可以行使先履行抗辩权,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1664号民事判决书亦持此观点。同时,在起草或审查合同时,我们应注意审查合同中对于开具发票时间的约定以及是否作为支付款项的前提条件,避免纠纷发生时,影响到先履行抗辩权、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行使。

但是,对于明确约定先开票后付款时,是否能以未开票而拒绝付款,实践中各地法院判决标准并不一致,有些法院会以开票与付款未形成对价义务,且付款是主义务、开票是合同随附义务,而判令付款方支付涉案款项。

三、如果对方未开具发票,付款方在付款后要求对方赔偿因未开票造成的损失能否获得支持?

司法实践中,裁判不一,且多数法院认为因付款方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而不予支持该请求。事实上多数法院对于未开票造成损失的事实持认可的态度,实务中困难的是付款人对于损失的数额如何举证的问题。笔者建议,对于开具发票违约事宜应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违约金,在纠纷发生时,付款方可以主张违约责任以减轻自身举证责任的承担。如果未约定违约金时,付款方可尝试持上述案例(三)《胶州市人民法院(2015)胶商初字第1754号》之观点,与法院沟通,请求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而判令开票方赔偿付款方部分损失,如此不仅是对开票方的警示和惩罚,也是对付款方的基本利益之合理维护,最终也能体现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社会应有的诚信原则。

仅凭社保缴费记录不足以证明劳动关系

2017 年 04 月 09 日 下午 12:16  |  分类:劳动争议,成功案例

劳动者拿着一张社保缴费记录告公司要求支付未签合同的二倍工资,公司则抗辩是社保挂靠关系,双方没劳动关系。

基本案情:

张某因劳动关系及二倍工资问题与某公司打起了官司。张某主张2012年3月1日至2013年1月31日期间其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其工作职位为纸样师,月工资为7000元。

张某要求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70000元。张某提供的证据如下:

1、银行交易明细单:起止日期为2012年4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未显示有工资收入项,显示2012年7月1日ATM存现9000元、8月5日ATM存现9600元,9月2日ATM存现5000元,10月1日ATM存现8000元,12月2日存现400元。

2、余某出具的证明:内容为“本人于2012年4月9号入职某公司,担任平板一职,于7月1日离职,…期间公司纸样师一职都由张某担任,期间工资为月薪7000元,工资发放时间为每月最后一天…”。该证人(余某)未到庭,未出具其曾在公司的工作证明。

公司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张某的工资数额,且余某为张某妻子,也没有出庭作证。

公司认为张某只是将社保挂靠在公司,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挂靠协议,由张某交现金到公司,公司再统一将张某的社保与其他员工的社保一起向社保局缴纳。

公司提交的证据:

1、号码187××××4786(张某)发给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短信,内容为“你我的事没必要让朋友为难吧,我是何某华介绍的但是这事和他没关系吧!”

2、案外人何某的书面证言,内容为“本人与张某均系老乡加朋友关系,2012年初因张某工作变动,导致社保无法办理,即托本人找个公司挂靠一下社保,本人找到公司宋某,碍于朋友情面,答应帮张某办理了社保挂靠,张某与志升公司之间并未形成实际的劳动雇佣关系。特此证明。”何某未到庭作证。

张某以上述证据超过举证期限为由不予质证,张某代理人称不清楚187××××4786的号码是否为张某本人的手机号码。

仲裁裁决: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公司支付张某2012年4月8日至2013年1月3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2653.31元

一审判决:

公司不服,起诉到法院,认为双方无劳动关系,无须支付二倍工资差额32653.31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系张某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由劳动者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中,张某能证明其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仅系购买社保记录。仅凭社会保险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故公司无须支付2012年4月8日至2013年1月3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32653.31元。

员工上诉:

上诉理由如下:

1、公司没发工资条,我已提供社保缴费记录,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可以作为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参照凭证。当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聘“登记表”、“报名表”招用记录等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2、一审法院仅仅根据公司提交的案外人书面证言及一份短信记录,就认为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的结论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二审判决:

在二审期间,张某确认“187××××4786“为其所使用的手机号码。亦确认曾以该号码向公司法定代表人发送过短信,内容为“你我的事没必要让朋友为难吧,我是何某华介绍的但是这事和他没关系吧!”。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本院具体分析认定如下:

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成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由用人单位支付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劳动合同是认定劳动关系的初步审查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在劳动争议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判断劳动关系成立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审查:

一是实体审查。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判断劳动关系成立与否应审查是否符合以下三方面条件:(1)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2)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3)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二是证据审查。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1)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2)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3)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4)考勤记录;(5)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

根据上述规定以及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证明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初步举证责任主要在劳动者一方。

本案张某认可其曾向公司法定代表人发送短信,但未能对短信内容作出合理解释,根据民事审判优势证据规则,本院采信公司关于张某属挂靠购买保险的主张。

本院认为,张某所提交的公司为其缴纳社保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是公司员工,不能证明其受公司的管理且从事公司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对此张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综上,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基本案情:

郭某是某公司员工。2014年4月14日,郭某在家吃完午饭后,骑自行车上班途中与相向而来的另一自行车相撞,后郭某到单位上班,期间摔倒在地,被送至医院。

医院诊断为:创伤性特重型颅脑损伤;脑疝;创伤性硬膜外血肿;颅骨骨折;矢状窦破裂;脑挫裂伤;吸入性肺炎。

公安局交警支队于2014年4月28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认为该事故成因无法查清,事故责任无法认定

2014年12月3日,郭某家属向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2014年12月31日,市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决定,认为郭某事故伤害发生在上班途中,其事故责任公安交警部门无法认定,没有证据证明郭某系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不予认定郭某为工伤。

郭某不服,向省人社厅申请行政复议。省人社厅于2015年5月15日维持市人社局作出的决定。

郭某不服,向中级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判决:

中级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郭某是否具有《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该条文从责任划分角度排除了在交通事故中负主要责任的受害人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情形,并未排除在事故责任无法认定情形下受伤害职工可以主张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郭某不是工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并没有认定郭某在交通事故中应负主要责任。市人社局并未调查收集到不应认定郭某为工伤的有力证据。

综上所述,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郭某为工伤的决定,以及人社厅作出维持工伤认定决定的复议决定,主要证据不足。

法院判决撤销了工伤认定决定及复议决定,要求人社局在60日内重新作出职工工伤认定决定。

人社局不服一审判决,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

上诉理由:

人社局上诉理由要点如下:

一、关于事实的认定

1、该案的主要证据是交警大队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虽然该证明对于事故成因无法查清,事故责任无法认定,但是证实了郭某发生自行车相撞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在认定“本人主要责任”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的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因此该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作为法定机构出具的证据,已具备足够的证明效力,不存在主要证据不足的情况。

2、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法定机关交警部门都无法判定责任,我局作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更加无权也无法查明事故责任,因申请人提供不了责任认定书或责任无法确认时,用人单位又不举证,只能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

二、关于举证责任。

1、发生交通事故后,劳动者未及时报警导致无法查清事故责任,职工本人具有过错,用人单位非事故的亲历者不具有任何举证优势,因此其不利后果应当由职工本人承担。

2、职工在工伤认定程序中也有一定的举证责任,职工应当对《工伤认定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八条规定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来说,申请人需提供上下班途中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该举证责任不在用人单位,更不在人社部门。

三、关于法律适用。

一审判决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从责任划分的角度认定受伤害职工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情形,郭某受伤的原因是交通事故,交通部门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并未排除郭某负主要责任,甚至全部责任的可能,无法认定责任不等于不负主要责任,所以对该条的理解不能做广义的解释。

二审判决:

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人社部门在道路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情况下,如何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根据该条规定,对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应当认定为工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

但是在现实道路交通事故中,也存在道路交通事故成因确实无法查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对此,《道路交通事故程序规定》第五十条规定:“道路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当事人情况及调查得到的事实,分别送达当事人。”

本案中,交警部门依据所调查的事故情况,作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已经对交通事故作出了结论,该证明并没有认定郭某负事故主要责任。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进行调查核实,用人单位、职工、工会组织、医疗机构以及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前述法律文书或者内容不明确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

根据上述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工行认定程序中应当结合申请人和用人单位提供的证据进行调查核实。该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

本案中,公司作为用人单位,认为郭某不属于工伤,其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提交给人社局的证据包括劳动关系证明、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上述证据并没有否定郭某与其存在的劳动关系,也未否定郭某以上班为目的、在合理时间、合理路线的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人社局根据各方提供的证据,未能调查核实出郭某负事故主要责任的前提下,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缺乏事实依据。

《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制定本条例。”该条例的立法目的旨在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工伤保险中就是最大可能的保障主观上无恶意的劳动者在生产劳动过程中遭受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后能获得医疗救治、经济补偿和职业康复的权利。作为执行《工伤保险条例》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于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在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情况下,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立法目的,秉持有利于申请人权益保护的原则作出工伤认定。

本案中,上诉人以申请人未提交证据证明郭某系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相当于推定了郭某负事故主要责任,其作出不利于受伤害职工的工伤认定决定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

复议机关在未查清上述问题的情况下,作出维持被诉工伤认定决定的复议决定亦应予撤销。

综上,一审法院判处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要点:

人社部门在道路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情况下,以劳动者未提交证据证明系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相当于推定了劳动者负事故主要责任,其作出不利于受伤害职工的工伤认定决定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

私生子天价抚养费无效

2017 年 04 月 01 日 上午 10:45  |  分类:婚姻继承,成功案例

案情简介:

马树某与田某系夫妻关系,田某在与马树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曹某婚外生育一女田某某。田某多次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给曹某的账户转入2475196元。马树某认为田某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故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1)田某给付曹某2515140元的处分行为无效;(2)曹某返还其2515140元。

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而非按份共有。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应由夫妻双方协商一致。田某未与其配偶马树某协商,就将夫妻共有的钱款赠与了与其有不正当关系的曹某。田某的赠与行为既损害了马树某的合法权益,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还有悖于社会的公序良俗。故马树某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应当予以支持。

马树某称除了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转入曹某的账户2475196元外,田某还以现金方式给曹某39944元用于购买车库。对此,曹某予以否认,马树某和田某均未提供证据证明该笔钱款是田某替曹某支付的,故对马树某关于赠与现金39944元的陈述无法采信。据此判决:(1)田某赠与曹某2475196元的行为无效;(2)曹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马树某2475196元。

曹某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称,田某汇至其账户的款项并非赠与,而是为女儿购房所用,部分款项已用于日常生活及抚养女儿;即使田某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被认定为赠与,但其处分个人所有财产份额部分应属合法有效,曹某无需返还。故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曹某承担一半的返还责任。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田某转入曹某账户的款项及为曹某购买商品房的款项已有证据证明,均属于田某与马树某的夫妻共同财产。田某对上述财产的处分行为未经马树某同意,事后也未取得马树某的追认,属于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应认定无效。

因共有的不动产或动产产生的债权债务,在对外关系上,共有人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享有连带债权的每个权利人,都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因此,马树某作为享有夫妻共同财产的共有债权人,有权要求曹某返还全部财产。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情况

起诉人田某某认为,上述判决事实认定错误,田某支付曹某的款项并非是对曹某的赠与,而是支付田某某的抚养费。在上述案件中,田某某多次要求将其追加为第三人,但均未被准许。上述判决损害了其民事权益,故要求予以撤销。

作出上述生效判决的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从起诉人提交的材料来看,未提供可以证明生效判决内容错误的相关证据,起诉人田某某的起诉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受理条件,故裁定:对田某某的起诉不予受理。

田某某不服该判决,向某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某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现有证据表明,田某某至今未提供可以证明其主张应撤销的生效判决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相关证据,故田某某的起诉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受理条件,如田某某认为其被抚养的权利受到损害或侵害,可通过提起抚养诉讼解决。据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田某某不服上述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称:(1)田某某的起诉,完全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一、二审法院应当保护未成年人田某某的诉权。(2)田某与曹某所生的非婚生子女田某某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对非婚生子女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田某某的生父应依法履行法定义务支付抚养费,在其没有个人资金的情况下,抚养费的来源只能从夫妻共同财产中提取和支付,这一支付完全合法。(3)在申请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能参加诉讼的情况下,原判决损害了未成年人依法获取生父抚养费的民事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田某未经妻子马树某同意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曹某,侵犯了马树某享有的夫妻共同财产权利,这种赠与行为应认定为无效,曹某应返还田某赠与的相关款项。申请再审人田某某认为生效判决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内容错误,田某转入曹某账户的款项及为曹某购买商品房等消费款项已有在案证据予以佐证。赠与行为与抚养费问题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田某某如果认为自己需要生父田某支付相关的抚养费,可以另案提起诉讼进行救济。再审申请人田某某的申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田某某的再审申请。

四、主要观点及理由

对田某某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田某擅自赠与曹某的钱款虽然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田某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权利人也有一半份额的处分权。田某与曹某婚外生育了女儿田某某,其对女儿田某某也有法定的抚养义务。故田某某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部分有理,应对原生效判决予以改判,判决曹某返还田某所赠与的一半钱款。

第二种意见认为,夫妻共同财产是基于婚姻法的规定,因夫妻关系的存在而产生的,在夫妻双方未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的情形下,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系共同共有,而非按份共有。根据共同共有的一般原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应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夫妻对全部共同财产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所有权,夫妻双方无法对共同财产划分个人份额,在没有重大理由时也无权于共有期间请求分割共同财产。夫妻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处理权,并不意味着夫妻各自对共同财产享有一半的处分权。只有在共同共有关系终止时,才可对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确定各自份额。因此夫妻一方擅自将共同财产赠与他人的赠与行为应为全部无效,而非一半无效。

田某作为女儿田某某的生父,依照法律当然对田某某具有抚养义务,但支付抚养费与赠与关系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马树某的诉讼请求是确认田某的赠与行为无效及返还赠与款项,在案证据也佐证了田某将夫妻共同财产擅自通过银行转账转入曹某的账户,所购房产也登记在曹某名下,田某某主张田某赠与曹某的款项系支付给其的抚养费,缺乏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

如果田某某认为自己需要生父田某支付抚养费,其随时可以起诉向田某主张抚养费。而抚养费的具体数额,法院可根据田某某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予以确定。

我们认为第二种意见是适当的。

五、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

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支付抚养费的权利,但支付抚养费与夫妻一方擅自赠与婚外第三人财产纠纷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权利人可以另案主张支付子女抚养费。

基本案情:

韩某、赵某称:我二人系夫妻关系,韩某与王某系表兄妹。我二人与王某于2006年6月口头约定借名买房,我二人以王某的名义购买经济适用房一套。协议达成之后,我二人便拿着王某提供的拆迁补偿协议以王某的名义申购了上述房屋。之后我二人一直严格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包括如数缴纳首付款102699元,贷款220000元也是按1660.46元/月如期提供,2007年12月18日房屋交付后,我方即花巨资对房屋进行装修并入住至今。房屋贷款尾款187000元已于2012年11月15日完全偿还。现上述房屋已满足过户条件,我方要求王某履行承诺,配合办理过户,王某不但不配合过户,反而声称房屋是自己的。根据法律规定,王某已经构成违约。为维护我方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王某将房屋过户到韩某、赵某名下。

王某在原审法院答辩称:不同意韩某、赵某的诉讼请求,二人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其起诉的主张已经被法院的生效判决驳回,二人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无权再起诉。本案一事不再理,请法院依法驳回韩某、赵某的诉讼请求。

一审经过:

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与已有民事判决书所涉法律关系并不一致,故不构成重复诉讼,亦不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事实上到底是韩某、赵某借用王某之名购买房屋还是王某基于亲属关系将房屋有偿出借给韩某、赵某居住。庭审时双方当事人对此各执一词,表面看来双方所述均有可能,但仔细推敲不难发现,王某所述与常理相悖。一是王某主张是其将房屋“有偿借用”给韩某、赵某居住,但庭审询问时王某表示其对房屋按揭贷款月还款额、物业费等金额均不清楚。在不了解“有偿”具体金额的情况下便将房屋出借给韩某、赵某居住,与常理不符。二是王某称其与韩某、赵某之间系“有偿借用”,但未约定出借期限。在未约定出借期限的情况下,韩某、赵某就出资将房屋装修,并偿还全部按揭贷款与常理不符。三是王某称其将除《商品房预售合同》原件及房屋所有权证原件外的其他购房相关票证及材料原件均交予韩某、赵某持有,是为了方便韩某、赵某办理入住手续。王某主张韩某、赵某持有契税发票、土地出让金专用收据、专项维修资金专项收据、抵押登记费收据、产权代办费收据等票证原件是为办理该房屋入住,与常理不符。故对于王某将房屋有偿出借给韩某、赵某居住的说法,法院不予采信。

本案中,契税、公共维修基金、土地出让金等费用均系韩某、赵某出资缴纳,涉案房屋交付之后由韩某、赵某出资进行装修并一直居住至今。全部购房按揭贷款均系韩某、赵某偿还,且除《商品房预售合同》原件及房屋所有权证原件由王某持有外,其他购房相关票证及材料原件均由韩某、赵某持有。虽然王某不认可其与韩某、赵某之间是借名买房法律关系,但对上述事实缺乏合理解释,因此可以认定韩某、赵某系借用王某之名购买涉案房屋,双方之间存在借名买房的合同关系。且韩某、赵某与王某之间借名买房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故韩某、赵某要求王某将诉争房屋过户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王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至韩某、赵某名下。

二审经过:

判决后,王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为: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韩某、赵某一审的诉讼请求。上诉理由为:1、双方之间不存在借名购房法律关系,而是王某基于双方之间的亲属关系,将房屋出借给韩某、赵某使用,韩某、赵某支付的费用与租金大体相当;2、韩某、赵某本案中所作陈述与其此前诉讼中所述双方之间为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相矛盾,本案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3、诉争房屋的购房首付款由王某交纳,王某将包括首付款发票在内的相关购房手续原件交给韩某、赵某是为方便其办理入住手续,诉争房屋由王某购买,双方之间不存在借名购房关系。

韩某、赵某就此答辩称:我们与王某之间是借名购房合同关系。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某的上诉请求及理由。

本院经审理查明:韩某与赵某系夫妻关系。王某与韩某系表兄妹关系。2007年9月30日,王某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王某以贷款方式购买房屋一套,合同总价款为323556元。2007年12月18日,经双方结算,确定实际购房款总额为322699元。同日,开发商交付房屋,后韩某、赵某对该房屋进行了装修,并在该房屋内居住至今。2008年7月9日,市建设委员会颁发了该房屋的所有权证,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为王某,房屋性质为经济适用住房。

该房屋的购房首付款系以王某名义向开发商交付,按揭贷款一直由韩某、赵某进行偿还。交房后韩某、赵某对该房屋进行了装修,并在该房屋内居住至今,物业费一直由韩某、赵某交纳。契税、公共维修基金、土地出让金等费用也系韩某、赵某交纳,且除《商品房预售合同》原件及房屋所有权证原件由王某持有外,其他购房相关票证及材料原件均由韩某、赵某持有。庭审中王某称其将购房相关票证及材料原件交给韩某、赵某,是为了方便韩某、赵某办理入住手续。

2014年3月24日,韩某、赵某曾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将王某诉至法院,该案涉案房屋与本案涉案房屋一致。在该案审理过程中,韩某、赵某称其于2007年8月15日与王某达成口头协议,约定王某将上述房屋出卖给韩某、赵某,价款为389326.6元,并约定待房屋满五年后办理过户手续;王某对韩某、赵某的该项陈述不予认可,并主张双方之间系房屋租赁关系,其之所以将购房相关票证及材料交由韩某、赵某持有,是为了办理房屋入住,韩某、赵某偿还的银行按揭贷款系用于折抵房屋租金。经审理,法院于2014年8月4日作出民事判决书,认为韩某、赵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明确、直接的证明其与王某之间形成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故判决驳回了韩某、赵某的诉讼请求。

本案审理过程中,韩某、赵某称其与王某曾达成过口头协议,约定韩某、赵某借用王某名义购买涉案房屋,并约定待房屋符合过户条件时办理过户手续,购房首付款系韩某、赵某借用王某的钱交付的,且其已经将所借钱款于2013年6月7日存入王某名下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存折里。王某对韩某、赵某的此项陈述不予认可,其认为韩某、赵某所述与已判决案件审理时的陈述互相矛盾,不足采信,并主张购房首付款系王某支付,事实上是王某将房屋有偿借给韩某、赵某使用,相当于租赁,但未约定借用期限;且韩某、赵某所述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存折是该房屋歌华有线缴费绑定的银行卡,一直由韩某、赵某持有,王某对韩某、赵某存入钱款一事并不知情。韩某、赵某对于两案中不一致的陈述解释为:已判决案件审理中的陈述系其律师的诉讼策略,其并未参加庭审,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

以上事实,有结算通知单、准住证、银行存折、购房发票、契税发票、土地出让金专用收据、专项维修资金专项收据、抵押登记费收据、产权代办费收据、已判决民事判决书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韩某、赵某主张双方之间为借名购房合同关系,并据此要求王某协助办理过户手续,而王某则主张双方之间为房屋借用关系,双方均应就各自主张承担举证责任。

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证明,韩某、赵某持有房屋首付款发票、契税发票、土地出让金专用收据等相关付款凭证原件,并按月偿还银行贷款。在诉争房屋交付后,韩某、赵某进行了装修并一直使用至今。韩某、赵某的行为符合借名购房合同中借名人的权利义务特征。王某主张由其实际购买房屋,但除购房合同及房屋所有权证原件外,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亦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韩某、赵某提交证据的证明效力,故对于王某所持事实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借名购房合同关系与房屋买卖合同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故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并作出判决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王某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韩某、赵某与王某之间存在借名购房合同关系,并据此支持韩某、赵某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恋爱期间出资买房,分手后产权归谁

2017 年 03 月 23 日 下午 12:59  |  分类:合同纠纷,成功案例,房产纠纷

基本案情:

原告唐某诉称,原、被告于2010年10月建立恋爱关系。由于原告女儿需在中学读书,为了更好的照顾孩子,于是原告决定在学校附近购买1套商品房。2011年2月原告决定在学校附近购买1套商品房住宅。2011年2月10日原告通过转账方式向房地产开发公司支付定金20000元。因原告与前妻共有1套商品房,根据购房限购政策和银行房贷规定,原告属于限购之列不能再次购房,为此,原告与被告张某协商以被告的名义与开发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基于被告无固定工作收入及无社保,银行放贷资信审查可能不能顺利通过,为了能顺利通过银行的资信审查,在开发商销售人员的建议下,原告于2011年2月17日从其民生银行储蓄卡上取出9万元现金后凑够10万元,与被告一起到邮政储蓄所将10万元存入被告的邮政储蓄卡上。2011年2月22日被告与原告一起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售楼处以被告的名义与开发商签订了商品房购买合同,并用被告的邮政储蓄卡上的钱支付了首付款,2011年10月12日被告与交通银行签订了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合同,直至现在,房屋贷款也一直是由原告在支付。故该房的实际购房人、房屋产权人、出资人均系原告。请求法院判令:1、房屋归原告唐某所有。2、被告张某协助原告唐某办理房屋权属变更登记。3、诉讼费由被告张某承担。

审理经过:

被告张某的书面答辩意见与原告所述一致。

经审理查明:原、被告于2010年10月建立恋爱关系。由于原告女儿需在中学读书,为了更好的照顾孩子,于是原告准备在学校附近购买1套商品房。2011年2月原告决定购买1套商品房住宅。2011年2月10日原告通过转账方式向房地产开发公司支付定金20000元。因原告认为其与前妻共有1套商品房,属于限购之列不能再次购房,为此,原告与被告协商以被告的名义与开发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为了能顺利通过银行的资信审查,原告于2011年2月17日从其民生银行储蓄卡上取出9万元现金后凑够10万元,存入原告的邮政储蓄上。2011年2月22日被告与开发商签订了商品房购买合同,并用被告邮政储蓄卡上的钱支付了首付款,2011年10月12日被告与交通银行签订了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合同,此后,住房贷款也一直是由原告支付。

另查明,根据房屋信息显示,该房的所有权人为被告,共有方式为单独所有。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身份证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凭证复印件;商品房买卖合同复印件;抵押贷款合同复印件;情况说明复印件;房屋信息摘要复印件;对账单复印件;收款收据复印件;银行回执复印件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予以佐证。

判决结果:

法院认为,房屋产权登记仅是一种行政审查,属于行政确认,而非行政确权,房屋产权登记证只具有推定的证据效力,与实际权利状况并不一定完全吻合。当事人是否享用对不动产的权利,仍取决于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本案中,原告唐某实际出资购买了争议房屋,并占有使用至今,因此房屋应为原告唐某所有,原告唐某请求确认房屋为原告唐某所有的诉讼请求,证据确实、充分,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房屋归原告唐某所有。被告张某在本判决书生效后一月内协助原告唐某办理房屋权属变更登记。

基本案情:

两年前,恋人小王和小沈计划共同出资买房,为今后组建家庭做准备。看房、签合同、付首付、办理贷款,一切进展得十分顺利。很快,两人便成为房主,并办理了房屋预告登记手续,房屋的预告登记为小王、小沈共同共有。

然而不久后,小王和小沈的感情却产生了隔阂,黯然分手之余,先前共同出资所购房屋的分割问题也困扰着两人。因双方几经协商未达成共识,故小沈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由其承担房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中买受人一方的权利、义务,小王则应协助自己办理抵押变更登记手续以及房地产登记手续,同时小沈也愿意给予小王相应的经济补偿。

审理经过:

庭审中,双方对涉案房屋的首付款出资情况以及后续贷款归还情况等均相互认可。涉案房屋合同价为130万余元,首付款38万余元,其中小沈支付3万元,小王支付35万余元;贷款90余万元,借款人均为小沈,但两人都实际负担了部分还款义务,经法院核算,小沈共偿还贷款本金3万余元,小王共偿还贷款本金4万余元。

然而有关房屋的增值部分如何分配,双方则产生了较大争议。经法院委托评估,涉案房屋的市场价值为150余万元,较合同价增值20余万元。小沈认为在分割增值部分时应将全部贷款均视作其出资,由此其可获得增值部分约73%的份额。而小王则认为,应当以双方的实际出资(首付、本金加利息)为依据,按比例分割增值部分,由此其应当享有增值部分约79%的份额。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沈、小王与开发商签订房屋预售合同时为恋爱关系,以共同组建家庭为目的而共同出资购房,现双方因感情破裂而分手,共有房屋的基础丧失,故双方在《商品房预售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依法可予分割。小沈提出由其来承受合同中买方的权利、义务,小王予以认可,且银行作为抵押权人、贷款方明确无需小王承担还款义务,故法院对小沈的该项请求予以支持。

既然合同中买方的权利、义务归小沈了,即意味着小沈可将房屋产权办理至其一人名下,那么小王就涉案房屋的权利可取得的折价款应如何确定呢?法院认为应综合考量双方购房的背景、出资情况以及对涉案房屋的实际贡献大小加以确定。双方的出资应当以支付的首付款及归还的银行贷款本金累加计算,支付的贷款利息不应计入出资。对于小沈主张的因其为贷款的借款人,90余万元贷款应视为其出资的意见,法院认为该贷款尚未还清,且其中部分贷款为小王归还,故不予认可。本案中,小沈出资6万余元,小王出资39万余元,但考虑到贷款的借款人为小沈一人,且贷款金额较大,故酌定房屋增值部分分割比例为小沈、小王分别占35%和65%。

法院最终判令涉案房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中买受人的权利、义务由小沈享有、承担,银行贷款由小沈归还,小沈应给付小王折价款56万余元。

律师分析:

针对恋爱期间共同出资购房,之后又因双方分手而引发的房屋所涉权利、义务分割问题,有几个容易产生误解,需要引起注意的地方。

一、     关于双方的共有关系

诉讼中当事人往往以房屋系双方共同共有为由,要求照此方式进行分割。我国《物权法》第103条规定,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上述案例中涉案房屋的预告登记虽为男、女双方共同共有,但双方在预售合同中并未约定共有的性质、房屋直至诉讼时也未办理产权登记,因此双方对于共有的性质约定不明确,且男、女双方之间不具有家庭关系,因此应认定涉案房屋为双方按份共有。若已登记为共同共有,但因双方恋爱失败未能实现婚姻关系,购买婚房用于共同生活的目的不能实现,可认为共有基础丧失,法院也准予分割。

二、     关于分割的对象

在审判实践中发现,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一般都是要求对房屋产权进行分割,但是分割房屋产权的前提是已经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在上述案例中,买受人实际尚未办理产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分割房屋产权,只能对涉案房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中的权利、义务进行分割。即由一方继受合同的全部权利、义务,从而可以在今后独立办理产权登记等手续,获得独立的房屋产权。同时合同权利、义务继受一方需向另一方支付相应的折价款。

三、     关于分割的其他必要条件

当事人往往以为只要男、女双方就分割问题达成共识即可,事实上,对于涉及贷款的房屋,除购房人内部同意分割外,还需要经过抵押权人银行、合同相对方开发商的同意。在双方共同作为贷款人的情况下,一旦对合同的权利、义务进行分割,一方将不再承担还款义务,此时银行需要就另一方的贷款资质进行重新评定。因此法院在案件处理时需要征询银行是否同意由合同继受方独自偿还贷款的意见。此外,由于分割涉及对《商品房预售合同》合同主体的调整,后续办理房屋产证时也需房产开放商予以配合,因此在案件处理中还应当征询合同相对方即房产开发商的意见。

四、     关于折价款的计算

我国《物权法》第104条规定,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享有的份额,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出资额确定。实践中也存在这样的误区,即认为归还的贷款利息也应当视作出资,但事实上利息并非出资,应视为一种融资成本。假设双方购买一售价200万的房屋,一方以100万现金形式支付首付,剩余100万由另一方以银行按揭贷款方式支付,虽然支付按揭贷款的一方实际需要支出的本息远远不止100万,但在认定双方出资时,仍认为双方各出资一半。

基本案情:

2010年,正处于恋爱期间的小高与小顾以116万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小高先期支付了26万余元购房首付,并与小顾一同向银行申请了90余万元贷款。可就在购房后不久,两人却因感情破裂而分手。新房没有办理产权登记,也一直处于空置状态。

由于双方就房屋分割问题未能达成一致,因而小高向嘉定区法院提起诉讼。

审理经过:

庭审中,小高表示愿意以房屋诉讼时的价值为基数,按照双方各自的出资比例,给予小顾2万2千余元的折价款,房屋产权归小高所有,剩余贷款也由其清偿。但小顾认为房屋系双方共同购买,预告登记信息也显示该房屋为两人共同共有,因此不同意按照出资比例分割。小顾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由其补偿小高20万元,取得房屋产权,二是由小高向其支付补偿款20万元,房屋归小高所有。后经法院释明,双方主张均由对涉案房屋产权的分割变更为对涉案房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中权利、义务的分割。

经法院审理查明,截止2013年7月,小高除支付房屋首付款26万余元外,还偿付了贷款本息16万余元,而小顾仅偿付贷款本息1万5千余元。诉讼期间,法院根据小顾的申请,委托评估机构对涉案房屋价值进行了评估,经评估,该房屋在评估时的价值为142万余元。

法院认为,系争房屋的预告登记虽记载权利人为小高、小顾,共有人及共有情况为共同共有,但双方在预售合同中并未约定共有的性质,该房屋目前也未办理产权登记,且小高与小顾之间不具有家庭关系,因此认定双方对于共有的性质约定不明确,根据法律规定,应认定系争房屋为小高、小顾双方按份共有。

系争房屋购买时,双方为恋爱关系,现双方关系破裂,共有系争房屋的基础丧失,因此小高、小顾要求分割房屋的权利义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法律规定,对按份共有财产的分割,有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协议的,根据各自的出资额确定。本案中,从双方出资情况来看,小高对于房屋的贡献大于小顾,且自2011年11月起,房屋贷款均由小高一人偿还,因此确定系争房屋的权利义务归小高所有,小高应根据出资比例给予小顾相应份额的折价款。

由于系争房屋尚有贷款未偿还,故应以房屋价值与贷款余额的差额为基础,考虑双方各自偿还的贷款本金及支付的首付款计算出资比例予以分割。小高同意给付的2万2千余元已高于小顾根据出资本金可获得的折价款,因此法院予以照准。

最终法院判决小高、小顾与房产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中买受人的权利、义务由小高享有,贷款由小高归还,小高应向小顾支付房屋折价款2万2千余元。

律师分析:

针对恋爱期间共同出资购房,之后又因双方分手而引发的房屋所涉权利、义务分割问题,有几个容易产生误解,需要引起注意的地方。

一、     关于双方的共有关系

诉讼中当事人往往以房屋系双方共同共有为由,要求照此方式进行分割。我国《物权法》第103条规定,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上述案例中涉案房屋的预告登记虽为男、女双方共同共有,但双方在预售合同中并未约定共有的性质、房屋直至诉讼时也未办理产权登记,因此双方对于共有的性质约定不明确,且男、女双方之间不具有家庭关系,因此应认定涉案房屋为双方按份共有。若已登记为共同共有,但因双方恋爱失败未能实现婚姻关系,购买婚房用于共同生活的目的不能实现,可认为共有基础丧失,法院也准予分割。

二、     关于分割的对象

在审判实践中发现,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一般都是要求对房屋产权进行分割,但是分割房屋产权的前提是已经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在上述案例中,买受人实际尚未办理产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分割房屋产权,只能对涉案房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中的权利、义务进行分割。即由一方继受合同的全部权利、义务,从而可以在今后独立办理产权登记等手续,获得独立的房屋产权。同时合同权利、义务继受一方需向另一方支付相应的折价款。

三、     关于分割的其他必要条件

当事人往往以为只要男、女双方就分割问题达成共识即可,事实上,对于涉及贷款的房屋,除购房人内部同意分割外,还需要经过抵押权人银行、合同相对方开发商的同意。在双方共同作为贷款人的情况下,一旦对合同的权利、义务进行分割,一方将不再承担还款义务,此时银行需要就另一方的贷款资质进行重新评定。因此法院在案件处理时需要征询银行是否同意由合同继受方独自偿还贷款的意见。此外,由于分割涉及对《商品房预售合同》合同主体的调整,后续办理房屋产证时也需房产开放商予以配合,因此在案件处理中还应当征询合同相对方即房产开发商的意见。

四、     关于折价款的计算

我国《物权法》第104条规定,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享有的份额,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出资额确定。实践中也存在这样的误区,即认为归还的贷款利息也应当视作出资,但事实上利息并非出资,应视为一种融资成本。假设双方购买一售价200万的房屋,一方以100万现金形式支付首付,剩余100万由另一方以银行按揭贷款方式支付,虽然支付按揭贷款的一方实际需要支出的本息远远不止100万,但在认定双方出资时,仍认为双方各出资一半。